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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 减税降费被提到突出位置
 发布时间:2019-3-7  发布者:中国生活消费网

        根据发布的2018政府工作报告量化指标任务落实情况显示,2018年全年,共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1.3万亿元。这意味着,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定下的1.1万亿元减税降费任务,已在当年年内超额完成。
  目前,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,减税降费被提到了突出位置。减税降费的根本目标是赋能中国经济增长,通过逆周期调节,确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不滑出合理区间,此外还要赋予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功能,确保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。

  2019年的减税降费将会呈现哪些特点?减税费和稳增长之间如何实现平衡?
  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时指出,今年的减税政策,不但要实现扩内需、降成本的效应,更要针对稳预期发力,让企业拥有长远的预期,增加长期的投入,激活微观主体的活力。
  从特惠式减税到普惠式减税,从税基式减税到税率式减税
  中国新闻周刊:2018年减税降费任务能够超额完成,其原因是什么?
  刘尚希:2018年,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,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署,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减税降费。
  减税降费包括两方面内容,减税和降费。其中,降费既包括行政事业的降费,也包括社保的降费,两者差异较大,但整体来说都涉及企业负担问题。
  2018年,中国的减税远远超过预期,是因为中央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作出调整,加大了减税的力度;而到2019年,减税的力度还会更大,这也是考虑到经济下行的压力所作出的决策,既是稳增长的需要,也是转型升级、培育新动能的需要。
  中国新闻周刊:减税和培育新动能之间,有怎样的内在联系?
  刘尚希:培育新动能,就要激活微观主体的活力,让它们不仅眼前有活力,还要在投资、研发、创新等各方面有长期打算。只有这样,企业的活力能持续,为结构优化、转型升级提供动力,由此形成新动能。
  减税只是一项政策,而新动能的培育需要多方面的政策发力,包括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、产业政策等,只有各项政策形成合力,才能真正在落到企业身上时,产生综合效应。
  除了相关的政策以外,其实改革也很重要,包括要素市场化配置问题、土地制度问题、金融体制问题、社会体制问题,以及国企体制问题等,在这些领域都应加快推进改革,如此才能更好地激活微观主体的活力。
  中国新闻周刊:和以往相比,今年的减税政策,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?
  刘尚希:我认为有四个特点,一是减税力度会更大。关于这一点,政策信号已经很清晰了,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已多次强调,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,市场对此也已经有了预期。
  二是减税方式上也会更加完善。一方面,从特惠式减税转向普惠式减税,实际上在2018年底已经呈现出来这种苗头。另一方面,从税基式减税转向税率式减税。过去主要通过税基提供优惠政策,往往都有三年五年的期限,而通过降低税率来减税,则是一种更具有确定性的方式,透明度更高。
  三是能更有效地引导预期,改善预期。因为通过普惠式减税和税率式减税,确定性程度更高,因为税率下调一般需要通过法律程序,往往结合了税制的改革和完善,带来的减税没有期限,大家的预期就更加稳定。从这一点来说,今年的减税和2018年的减税相比,更加符合中央的“六稳”要求,特别是在稳预期方面。
  四是减税效率更具有综合性。以前的减税效应多集中在扩内需、降成本上,今年的减税政策更加针对稳预期,不但产生稳预期的效应,同时具有扩内需、降成本的效应,这也是2019年减税政策的一个重大特点。
  中国新闻周刊:税率的调整往往和税制改革相结合,需要通过立法程序,而减税是一项较为紧迫的任务,如何看待这一问题?
  刘尚希:税率实际上是一个决策程序,涉及修法的程序,或者有些即使是条例规定的,也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。比如增值税,现在就只是一个条例,但下一步也要出台增值税法,正在研究起草之中。
  也就是说,凡是涉及税制要素调整的,比如税率变化,必须经过法定程序,“税收法定”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基本原则,必须要落实。推动税收法定进程,涉及税率,无论税法还是条例,都需要走法律程序。一旦进入法定,就比较稳定,对引导预期有着积极的作用,而且透明度较高,大家有直接感受,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也较大,获得感会更强。
  中国新闻周刊:一直以来,中国的税制改革都以“简税制、宽税基、低税率、严征管”为目标,在“宽税基”和“低税率”之间,应如何平衡?
  刘尚希:我们常说,“低税率”“宽税基”,宽税基意味着过去一些零打碎敲的优惠政策要减少,在税基上不能过多地做文章,否则税基就会碎片化。现在我们的优惠政策太多了,优惠政策往往就是在税基上做文章,将税基缩小一些,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,减税力度能有多大?相信不是专业人士很难算清楚。所以从整个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说,通过降低税率减税,社会的满足感和获得感会更大。
  而且,通过缩小税基来减税,可能在三五年期限内是有效的,过了期限以后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,对于企业来说就没有预期,在投资、研发等方面也就不能做长期打算。所以,要实现长期稳预期,就必须从税基转向税率上做文章。
  此外,从国际惯例来看,评价一个国家的税负,也是以税率,而非以税基为指标。高税率会增加税负的痛苦指数,如果能转向税率式减税,降低中国税负的痛苦指数和在世界的排名,也有利于引导舆论,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。
  所以,我们的减税方式,将更多从税基转向税率,针对税基的优惠政策要清理整顿,让税基更加完整,这样一来,税收收入的减少幅度也就不会像预期那么大。
  需要强调的是,税基取决于两方面,一是税收制度的规定,二是经济自身的发展。经济发展了,蛋糕做大了,税基也就扩大了。当然,做大蛋糕只是从理论上增加了潜在的税基,真正要扩大税基,还需要通过税收制度规定,要通过征税的对象来确定。通过对优惠政策清理整顿,使税基更宽广,企业的负担就会被摊薄,企业也更容易承受。
  中国新闻周刊:具体到2019年,在减税政策上会有哪些着力点?
  刘尚希:如果说2018年减税的主要着力点是在个人所得税,以及对小微企业的减税方面,那么在2019年,我认为着力点主要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上。因为去年已经在个人所得税上做了文章,企业所得税方面,今年可能会有所考虑。
  增值税已经全覆盖,和制造业的关联更紧密,因为目前增值税有三档税率,制造业多适用高档税率,服务业则多适用低档税率。因此,对增值税税率进行调整,对于制造业而言,肯定有更大更直接的助力作用,可以帮助制造业转型升级,摆脱当前的困境。现在很多的资源、人才、资金都流出制造业,对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稳定和制造业的创新发展都是不利的。
  因此,从政策角度,如何通过适度降低增值税的税率来实现减税,既能达到稳预期、扩内需、降成本的效应,同时也能精准定向制造业,为制造业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,促使制造业能得到更好的发展。
  中国新闻周刊:增值税三档变两档的建议,过去业内一直在提,现在是否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?
  刘尚希:增值税三档变两档是一个方向,迟早要做的,目前2019年的具体方案还没有出来,但可以肯定的是,增值税税率肯定要适度下调。
  因为增值税是中国最大的税种,减税的着力点自然是要放在最大的税种上来考虑。而增值税税率的最高档恰恰是落在制造业,所以只要针对最大的税种,针对增值税的最高一档税率进行调整,毫无疑问,将会为制造业带来最大的政策效果。
  也就是说,既有稳预期、扩内需、降成本的总量的宏观效应,实际上,还有发挥结构性政策作用的效应。因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“发挥结构性政策的作用”,所以今年的减税政策也会在此发力,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,特别是对制造业会有明显的效果。
  做好稳预期,是财税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
  中国新闻周刊:针对企业减税降费,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就是社保降费,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?
  刘尚希:社保降费的问题,其实更多的是涉及大量中小微企业,因为这类企业过去缴费大都不太规范,甚至有些企业直接逃费。所以现在一提出要规范缴费,交由税务部门征收,就给中小微企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,甚至带来更大的担忧。比如担心会“秋后算账”,会要求补缴此前漏缴或未缴的社保费等。我们在新闻报道中也能看到,一些小微企业因为这种担忧而选择退出市场,注销企业等,这就涉及稳预期的问题。
  所以从社保降费角度,无论在征缴方面,还是在社保体制改革方面,都需要进行一个重大的改革。严格征缴是对的,但过高的社保费率也应降下来。我觉得要朝着“适度的费率”和“更宽的费基”这个角度做文章。
  首先,缴费的面要扩大,如果只是少数企业交钱,收到的钱是有限的,即使费率很高,可能还是会入不敷出,收不抵支。其次,适当地下调费率,同时要严征管。当然,在给付标准上,比如养老金支付水平增长如何调整等,还要有一套规则,给大家一个预期。
  我认为,涉及社保费率和征缴方式,不光要给企业一个预期,同时还要给社保缴费受益人一个预期,这也是很重要的,不光是养老保险,还有医疗保险等,都需要给受益人预期。如果对这些涉及民生方面的政策没有稳预期,仅仅针对企业做文章,那么这项制度是不完整的。否则老人可能会担忧社保费率下降后,养老金没有保障,医保费率下降后,医疗费没有保障。这就涉及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,必须是综合性的、一体的。
  现在中央提出来“六稳”,其中稳预期不仅针对市场主体,也针对社会成员,针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不同的阶层,不仅经济方面要稳预期,民生方面也要稳预期,不能搞过高的承诺,更不能去“吊胃口”。如果老百姓有预期了,企业有预期了,那么社保改革面临的压力就能得到化解,否则这些压力都会叠加到政府身上,政府就难以权衡取舍。所以在改革中,预期和沟通工作做好了,很多压力就化解了,改革方案的推出就会顺利得多。
  在现代社会,政府和市场的沟通,和企业的沟通,和老百姓的沟通,和利益群体的沟通,我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。因为任何一项改革,尤其是财税方面的改革,一举一动都关乎老百姓的“钱袋子”,都关乎老百姓眼前和长远的利益,所以这种充分有效的沟通,对财税体制改革,社保体制改革,以及当前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都是至关重要的。
  中国新闻周刊:对于政府而言,同样需要在财政收入上稳预期,在你看来,如何在减税和增收之间获得一个平衡?
  刘尚希:的确,现在面临新的形势,经济下行会带来减收,减税实际上也会带来减收,社保降费同样会带来减收,这些都会给财政带来支出压力。因为原有一些刚性的社会性支出,比如教育、医疗、社保等支出很难减少,如此一来,收支缺口就会扩大,在这种情况下,不得不适度扩大赤字,提高赤字率,债务也就要适度地增加。
  但是综合来看,适度地提高赤字率,扩大债务,风险是可控的。因为我们对风险要综合考虑,对财政来说,虽然财政风险扩大了,但由此化解了其他公共性风险,比如经济下行的风险。所以,在财政的风险和其他公共性的风险之间要有一个权衡,这也是制定财政政策的基本原理。
  也就是说,不能仅看财政自身平衡的问题,否则可能财政风险小了,但其他公共风险大了,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公共风险大了,而在经济下行趋势下,税基、税源都在收缩,反过来又会增大财政风险。所以怎样为培育新动能发挥财政的作用,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去实现中央提出的“六稳”,兼顾短期和长远,结合总量和结构。不仅财政可持续,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要可持续,公共风险大了,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持续;财政风险大了,财政也不可持续,这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。
  要做到可持续,实际上就要对各种各样的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进行综合平衡,在计划经济时代,我们有四大平衡,比如外汇收支平衡,信贷收支平衡,财政收支平衡,物资供求平衡。现在在新时代、新条件下,主要的平衡应是风险的平衡,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。如果公共风险大,就适当地加大一点财政风险去化解,财政政策的力度就要更大一些;如果公共风险小了,那么财政力度就可以降下来,财政风险就会变小,两者之间平衡就都能实现了,不仅实现经济社会的整体可持续,同时也能实现财政自身的可持续。
  中国新闻周刊:但是,财政自身的风险该如何化解?
  刘尚希:财政风险疏解的主要途径有三点,一是财政管理,二是财政绩效,三是财政收支缺口。以财政绩效为例,绩效提高了,一块钱变成两块钱花,相当于省了一半的钱,风险自然减小了。
  通过化解风险,经济发展的动力更足,新动能更大,意味着税源更多,财政收入就能增长。即使实行减税,降低税率,但在扩大税基的情况下,财政收入扩大了,财政风险就降低了。
  当然,在民生保障和改善方面,也应该给老百姓一个预期,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,而非超经济发展水平去搞高福利,否则可能出现类似西方国家的福利危机,实际上,这也是风险的平衡。
  所以,财政问题非常复杂,财政财政,不光有“财”,还有“政”,这个“政”包括“政权”“政治”和“政策”。“财”和“政”紧密关联,而“财”本身就是和经济联系在一起的,“政”是和老百姓联系在一起的,只有老百姓认可,政治才能稳定,这也是财政政策制定的逻辑和方向。

(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)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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